商品与质量周刊
国内国际
当前位置:商品与质量周刊 > 国内国际 > 正文

巧借国际动能 配置全球资源

2019-10-09 05:23  商品与质量周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国际形势的变迁。如何利用国际体系中的各类变量,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大体看来,70年国际治理体系呈现了冷战美苏的激烈博弈、冷战局势缓和与全球化新阶段等三个阶段,而中国在每一次国际体系变迁中均努力抓住重大战略发展机遇,获得了“站起来”“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且正在巧全球化新阶段的动能,配置全球资源,为实现“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而努力。

  国家发展借势国际动能的三种类型

  从詹姆斯·罗斯诺“全球动力说”、赛约姆·布朗“世界整体论”、托马斯·弗里曼“全球化体系论”、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到哈贝马斯、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制度构建论”、迈克·费舍斯通“全球文化融合论”等,许多欧美学者都在试图解释与理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发展与国际体系之间的联动与融合。用中国的语境来讲,就是全球之“势”与国内之“事”之间的关系。

  国家发展与外部因素密切相关,尤其是1500年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国家内部治理与国际治理体系的互动更为频繁。最早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奥尔多·莱维特曾在《市场全球化》一文中指出,全球化的影响深刻体现在国家发展的每个领域。利用好全球化的影响,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历史地看,一国对国际体系之“势”的运用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逆势”,即当国际“大势”与本国“大业”出现相悖的情况时,本国若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就能在高风险中实现国家强大。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主权国家的体系形成,各国内部民族与主权意识觉醒,为争夺利益,列强冲突日益加剧。19世纪初,法国拿破仑逆势而动,一度创造了法国在欧洲大陆霸权。不过,“逆势”时,需要审时度势,张驰有度,否则,过度扩张,有可能前功尽弃。1815年,七次反法战争后,欧洲主要国家签订《维也纳公约》,重建后拿破仑时代的国际秩序。

  二是“顺势”,即顺应国际体系的安排,实现本国的快速发展。18世纪后,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发生了工业革命,国家实力的工业化成为国际体系的必然趋势。此后,美国、俄国、普鲁士、日本先后觉醒,顺应各国工业化大趋势,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

  三是“造势”,即本国在自身实力的评估基础之上,构建或改革原有的国际体系。20世纪中叶,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为战胜国,且均选择了巧妙的参战时间,将本国的损失降到最低,获利升至最高。1945年,美国的经济总量约占全球总额的一半,开始重塑二战后的国际经济、贸易与金融体系。

  可见,国际体系与国内发展有着微妙与精细的互动关系。均衡地把握住这种关系,既能促进本国的发展,也能构建有利于本国的国际体系;反之,则会导致矛盾的激化,导致国际失序、国内失稳。20世纪下半叶,美苏冷战,实力消长,国际体系权力分配微调频现,时时考验着两国决策者的智慧,1980年代后,苏联领导人代际更替频繁,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把握中连连失误,最终导致本国解体,国际治理体系进入多极化的新时期。

  新中国70年现代化与国际治理体系的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经历了两轮失败的工业化历程,与国际治理体系的互动较为被动。清朝末期,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和市场附庸。1860年代后,中国开启第一轮工业革命的“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依旧无法改变弱国无外交的局面,第二轮工业化建设同样呈现了“先天营养不足,后天畸形”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决策者开始以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身份、巧妙的审时度势之力重新与国际治理体系展开了一场伟大的70年博弈。虽有利益得失,风险时现,但从整体上看,新中国的国内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治理体系的互动是良性的。大体看来,这场博弈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7年):逆势而动,借两极化的国际治理体系实现了工业化的基础。

  二战结束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雅尔塔体系塑造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在当时美苏争霸的国际治理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政治打压和经济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既无完整的工业链基础,也无开启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技术和设备保障,社会建设基本需要从零开始,不得不借助外力。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内现代化建设需要,新中国早期以“一边倒”的立场参与国际治理体系,为一穷二白的社会开展现代建设提供了历史机遇。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与苏联帮助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出于美苏争霸的战略考量,在经济、国防、教育等一系列领域对华进行了援助。规模最大的是“156项工程”。据统计,仅1953年苏联就向中国提供了1198件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接受了来自中国的1100名留学生。1950年至1957年,仅中国人民大学就聘请了98位苏联专家,完成了101种教材和讲义编写。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为中国完成“一五计划”、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积极影响国际体系的演进,提出“三个世界论”。而与此同时,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出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独立自主摸索的状态。此后,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勒紧裤腰带,自主开展现代化建设,在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都出现了零的突破,如“两弹一星”、诸多重大水利工程、工业链基础等。在国际社会封锁下,中国在独立探索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但为后期的长足发展确立了现代化基础,更是扭转了近代以来的民族颓势,捍卫了国家尊严。

  第二阶段(1978年—2012年):顺势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治理体系相互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