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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电影和它的电影人,如何被二战改变?

2019-06-12 04:26  商品与质量周刊

马克·哈里斯(Mark Harris),美国记者、作家,毕业于耶鲁大学,《娱乐周刊》执行编辑、专栏作家。他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纽约杂志》等撰写过关于流行文化以及电影史的文章。哈里斯著有《改革中的电影:五部电影和新好莱坞的诞生》,该书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优秀作品,并被《沙龙》选为近十年最优秀的十本非虚构作品之一。

译者简介:

黎绮妮,中山大学经济学学士,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专业硕士,现于剧院从事艺术宣传和涉外艺术交流工作。

书籍摘录:

序言:珍珠港事件(部分)

一切先从约翰·福特说起。在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珍珠港的那天,他已经身穿军服 3 个月,身处离好莱坞 3000 英里远的地方。当轰炸的消息传来,已是海军少校的福特和妻子玛丽正在安德鲁·皮肯斯少将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家中参加周日午宴。一名女仆焦急地拿着话筒走进房间。“是陆军部……那帮人”,她结结巴巴地说出主人的军衔。少将离开餐桌去接听电话,宾客们在各自的座位做好准备。随后他重返宴会厅宣布:“先生们,珍珠港刚刚被日本袭击。我们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宴会厅四下议论纷纷,少将夫人试图拯救这个下午,“光在这里兴奋于事无补,这已经是在这间饭厅宣布的第 7 场战争了”,她向福特夫妇展示墙上的一个弹洞,那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被火枪子弹射穿的。“我不让人把它填起来”,她告诉他们。

玛丽·福特事后回忆道:“那张桌旁每一个人的生命从那一秒开始改变。”但福特早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彻底地,骤然地。 1941 年后期,电影业内大多数人,一如这个国家的其他人,都相信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时间问题。但这场被同事看作只会笼罩远方地平线的战争阴影,却被福特看作一种必然,它要求进一步的准备,而且会回报做好准备的人。数月前,他就已经离开好莱坞来到华盛顿。那个 9 月,他把所有晚上和周末都用来监督海军志愿摄影分队的组建,亲自训练摄影师、录音师和剪辑师,让他们可以在战争条件下近距离完成工作;为了能够在颠簸摇曳的船上进行拍摄,他甚至使用了常平架平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他相信对战争的记录将必不可少,而这项工作绝不可以交给业余的人或者陆军部笨拙的官员。

好莱坞电影和它的电影人,如何被二战改变?

即便如此,福特依然不可能是带领好莱坞迎战的候选人。他老到可以成为应召军人的父亲了,他已 46 岁,再过几年就会迎来第一个孙子。虽然在过去几年,他一直在好莱坞的各个委员会上贡献他的力量——奔波于干涉主义者、热诚的反纳粹活动家和一个致力于为西班牙内战提供援助的特别小组的领导们之间——但他并没有真正到这些战争的前线去。自 1939 年起,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一系列电影,包括《关山飞渡》(Stagecoach)、《童年林肯》(Young Mr. Lincoln)、《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等,这些电影让他成为好莱坞最受尊敬的导演。

到底是什么触动了福特,让他在完成《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的拍摄仅 3 个星期后——这部电影让他赢得了 7 年内第 3 个最佳导演奖——就离开他如日中天的事业,要求从海军后备役调到现役?是由于 1/4 个世纪以前,作为高中生参加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入学考试名落孙山带来的挥之不去的耻辱感吗?是由于当时为了闯入好莱坞而忙于担当替身、演员和初出茅庐的导演,以至于错过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因而生出的尴尬吗?福特的动机即使对于其至亲来说都是个谜,包括他的妻子,共同制作电影的同事,以及在他最爱的地方——好莱坞运动员俱乐部喝酒的伙伴。“莫非这位顶尖导演……厌倦了好莱坞的华而不实?”其中一篇报道提出这样的疑问。福特似乎乐于完全不给予解释,他答应接受采访谈论他的决定,最后却只肯给出一个答复:“我认为这是这个时间该做的事。”

好莱坞电影和它的电影人,如何被二战改变?

约翰·福特,来自:维基百科

也许一切就是这么简单——一种责任感,还有一种对于逃避后自己可能会有的感受的恐惧感。那个 9 月,福特登上了一列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对于好莱坞那些四肢健全却只懂质疑战争将带来什么、只希望征兵的官员碰也别碰他们的人来说,这一切预示了他们的可悲和懊悔。“不用把他们算上,”他写道,“明年他们将会受到重重的打击。”他在卡尔顿酒店办理好入住手续,把制服挂在衣橱内,把一堆书连同烟斗和雪茄摞在书桌上,把所有必需品安放在柜子中,之后便在这只有一扇陈旧窗户的简朴房间里安顿下来。他让房间通风,然后便开始给一位拜访他的记者写信并称自己为“一位在接到通知后只需要一个小时便可立即扬帆出海的男人”。事实上,这正是他的所想所盼;他等待着他的顾问——首席情报官“野蛮的比尔”多诺万的命令,一心只在思考即将到来的一切。“这里的一切都行动飞快”,他写给玛丽,轻责她不必要的开支,例如当她感到孤独、难过或者愤怒时打来的深夜长途电话,还告诉她这个城市有一种“正在筹备中的嘈杂声和兴奋感”。“要用很多很多卷书,才写得尽我有多欣赏你于眼前这紧急状况之下表现出来的无私和勇敢,”他一边在首都等待她,一边写道,“言语无法表达我想说的话。我以你为荣。”

当玛丽终于在华盛顿和丈夫会合,福特送给这位和他结婚 21 年的妻子她一直想要的东西——一场体面的天主教婚礼。这只是一个准备动作,他们都知道这是漫长离别前的一份礼物。当这一刻终于到来,福特和他所训练的人几乎无法掩饰他们的跃跃欲试,这些人在过去几个星期已经接连来到华盛顿。珍珠港受袭的消息传开,短短几个小时,他的摄影分队已经出现在卡尔顿酒店,敲开福特的门,期待被告知接下来要做什么。 12 月 7 日,在黄昏来临之时,福特和他的队伍尽兴畅饮,用鸡尾酒庆祝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好莱坞的其他同事并未感觉到那令福特为之彻底改变生活的危机感,直到 12 月的那个星期日。珍珠港受袭的早上,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正在贝尔艾尔的家中和好友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打网球。惠勒刚开始拍摄《忠勇之家》(Mrs. Miniver)没多久。这部电影歌颂了在面对当时仍被美国人称为“那场欧洲的战争”时一户中产阶级家庭的英勇顽强以及大后方战场的团结抗战。休斯顿作为惠勒的晚辈和门徒,其处女导演作《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在全国上映,他自己亦因此名声大噪。二人在比赛时谈道,等惠勒完成《忠勇之家》的拍摄,要在接下来的冬天组织一次只限男士的旅程。那天下午,他们计划叫上另一位朋友安纳托尔·李维克(Anatole Litvak)一起去会见一名旅游经纪人,商量到远东去旅行。“威利(Willy)和我想短暂地离开好莱坞。我建议我们到中国好好玩一玩,”休斯顿说,“我们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